“重建东林？”赵行德看着两位故友，吃惊道，“你们要重建东林书院？”
朱森、何方要重建的东林书院，并非后世那样赫赫有名，而是杨时夫子于政和年间在无锡龟山讲学所建的一所书院。杨时离开无锡后，东林书院渐渐荒废，原址成为一座寺庙，称为东临庵。上个月，杨时在无锡的弟子捐款修了一座“道南祠”纪念夫子，又商议要重开东林书院。自从鄂州倡议之后，非但各州县学的权柄极重，私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书院需要有名望的宿儒名士来主持，方才能不落于流俗，因此，无锡的杨时弟子金泰生、游汝白、李从谚等人便写信给杨时弟子中名气最大的朱森何方二人，请他们前往无锡主持大局。
“正是。”何方道：“先师在东林讲学最久，无锡重建东林，我二人理当出力。”
“二位，”赵行德看着二人，沉吟道：“只怕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近些年来，学校公议与朝政越来越紧密，相应的，各地学派也和朝中派别牵连起来。杨时得程氏正宗，本身是一代儒宗，朱森与何方二人皆摒弃俗务，多年来潜心治学，广收弟子，乃世所公认杨时的衣钵传人。他们二人参与重建东林书院，意味着有一个学派的强势崛起，势必引起朝野中有心人的警觉。这种学术与朝政相互干扰的情形，恐怕是首倡学校公议选举之说的黄曦也始料未及的。
“元直放心，”朱森看着远处微风拂动杨柳，“东林书院的宗旨是传杨夫子道统。”他与何方交换了眼光，沉声道，“我与何兄相约，将毕生追述先生之遗训，著书立说，致力于理学经术，传道授业，绝不出仕为官，更不会以议论干预朝政。”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方接道，“凡我东林书院的人，无论师生，不得接受官府中人资助。书院完全依照杨夫子在世时的规矩，每日一人主讲，内容限于四书五经中之一章，师生可以相互问难，质其所疑，格物致知。讲毕，大家齐声诵读此章即散去。无论大小课堂，不得议论朝政，不可在经义中杂以时事，违者立刻革出书院。”他抬起茶盏喝了口水，决然道，“从今而后，凡是我门下的亲传弟子都不得出仕，专注经术学问，若学余力济世行善可也。”
“这似乎过了吧？”赵行德质疑道，“圣贤之道，不要学以致用吗？”
“虽千万人，唯独元直不该有此一问。”何方反问道，“难不成武昌侯还想大开杀戒吗？”
赵行德脸色一变，却只叹了口气，没有解释，也没反唇相讥。鄂州事变，廪生死伤两百余人，外间对赵行德褒贬不一。何方虽然不认可廪生假言事之机围攻相府，但他认为这始终是士大夫之间的事。吴子龙固然逾越了界限，但陈东动用东南大营，赵行德开炮对付廪生，则是逾越了更大的界限。正是党争越来越激烈，又和学术之争缠杂不清，他和朱森才决定矫枉过正，立下了书院不得干预朝政的规矩，想要在乱世中重建一方净土。何方原先还和颜悦色，但谈及这个问题，却忍不住带上了火药味儿。
“元直重述君子之道，对我们都有所启发。”朱森打破了尴尬，解释道，“君子自立于世间，也可以施展抱负，何必寄身于府衙，上下掣肘，左右牵制，反为不美。”他摇了摇头，淡淡地笑道，“当初唐太宗观新科进士自端门鱼贯而出，曾经洋洋得意道，天下英雄尽如彀中。我们这些读书人就是中了热衷仕途毒，朝廷将名缰利锁加身之后，此身此心皆不得自由，不如干脆超脱，专注学问，独立于世间，岂不快哉！”
“可是，我所述君子小人之别，侧重还在地位之别。”赵行德微微摇头，缓缓道，“凡能自立于世间，无需依附他人者，都是君子，可以行君子之道。若推而广之，大宋国境之中，不需仰人鼻息，不受旁人欺凌之人便越多，可摆脱‘小人之道’，行‘君子之道’的人就越多。若没有地位上的保障，强行要人去守君子之道，就好像强迫三岁小孩舞动大锤一般，非但得不偿失也，而且极度危险。”他叹了口气，廪生围攻相府，又何尝不是如此。
何方微微一笑，和朱森对视了一眼，发问道：“元直，你说世上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
“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赵行德一愣，皱眉道，“莫要戏耍，此问数千年纷纷无定解。”
“正是如此，”何方摇了摇头，不以为然道，“那元直为何肯定，君子之道与君子之位，是先有后者，而后才能遵循前者呢？”赵行德又是一愣，脑海里一时间有不甚分明，仿佛隔了一层看不清晰，模模糊糊地又似乎抓着了什么东西，他疑惑未解地看着朱森和何方，明白这个题目定然是他二人切磋讨论过的，否则朱森不会如此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赵行德深深吸吸了一口气，沉下心绪，问道：“何兄所言有理，却又如何？”
“这君子之道，君子之位，小人之道，小人之位的重述，颇有古意。然而，难道小人永远是小人，而君子一直是君子了吗？从古至今，可不是这样的。颜子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巷，别人叫苦连天，颜回却不改其乐。颜子无君子之位，守的却是君子之道。本朝范文正公，少时家贫，父死母改嫁，寄宿寺庙读书，每日划粥断齑度日。范文正公没有君子之位，却守君子之道，最后成了一代名臣，当之无愧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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