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北方人都是光说不练。
好多人都是嘴上说特凶，说咱冲上去干什么事儿，天花乱坠的，但心里却想算了，我得在最后一个。
所以北方人永远是说了等于白说，没有实际行动。
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个笑话就是针对北方人这一特征的。
说有几个北方人和一个南方人同桌吃饭。
北方人其中有一个说，最近有个什么样的好机会能挣钱。
在座的北方人都说好，回应都是“你只要挑头，我们就跟着。”
唯有南方人只默默赔笑听着，不做任何评价。
结果所有北方人，包括最先提起的那位，都没什么实际行动，就当没这回事儿了。
反倒只有南方人真的尝试了一下，后来还真就挣着钱了。
最逗的是，当南方人出钱请客，在酒席上感谢那个给他出主意的北方人的时候。
此人不但出乎意料的惊奇，而且还因此落了不少埋怨。
其他的北方人居然一起责怪他。
“哎呦，有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光告诉他了，没跟我们说啊？”
瞧瞧吧，这显然以一种揭疮疤的方式把北方人的小丑形象曝光于天下。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种现象虽然普遍存在，却不能简单的得出南方人就精明务实，北方人就愚蠢虚伪的结论。
因为这种现象脱离不开特定的客观环境，这个笑话的立场也就有失公允。
虽然很可能这件事是真实的，但要真的站在双方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看待，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
别的不说，先得重申下时代特殊性，这是九十年代啊。
这个时代有什么特点呢？
铁饭碗还在，而且北方人大多数都很享受这种稳定的生活方式。
南方人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最先走出家乡，选择外出做生意的人比北方多得多。
另外还得多注意一个细节，笑话里，这一席人大多数可都是北方人，只有一个南方人。
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最大的可能性，这饭局是北方的城市摆的。
那南方人异地求存，才请客来巴结一些人？
那要拿两个不同生活处境，不同职业的群体，甚至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来做这样的比较，是不是一种不公平呢？
比方说完全可以想象一下，像这样一个能干不能说的南方人，在国营单位能混得开吗？
反过来几个北方人，是不是那种压根缺乏经济意识的人呢？骨子里就没怎么看重经商的人呢？
这么一想，或许也就解释了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北方官僚多，南方商人多。
所以这本质上，还是一个“夏虫不可语冰”的问题。
不同的生存环境和要求造就了不同人的生活准则和生活能力。
说白了，别看同样都是乌龟，但海龟非要嘲笑陆龟不会游泳，其实没什么意义。
至于对宁卫民个人来说，他既然是个有幸得到了超越时代见识，能够俯览人生和时间的人。那么通过身边发生的事儿，看待这个问题也就越来越清晰。
他就发现自己的身边处处充斥着这个道理的现实例子。
最直接的，像皮尔卡顿投资团的这些高管们，就真没几个人能记得帮他兑换日元的。
别看喝酒时，都答应得痛快着呢。
可除了齐彦军出于好面子，很讲义气以官价给他送来一百二十万日元。
沙经理大概是出于不肯放过任何机会的市侩，也以黑市价试探性给他送来三百八十五万日元之外。
再无旁人记得这个茬儿了。
他呢，也没食言而肥，除了表示感谢，一概收下。
私下里，也的确把预计日元会大幅升值的判断告诉了齐彦军和沙经理。
劝他们哪怕在国内用不着日元，也尽量把手里的钱多换点日元才划算。
但也就这样了。
无论他们愿不愿意相信，相信后又能照做多少，那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
而那些大部分人都在忙着花钱享受的其他投资团成员，甚至就连怎么消费，怎么处理个人财富，也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照样能反应出每个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学识眼界。
比方说买汽车这件事。
出身是工农兵大学生的赵大庆就订了一辆桑塔纳。
小顾则要买日本的蓝鸟，这跟他年轻，喜欢日本电器，不无关系。
还有人是皮尔卡顿公司的忠粉，就相信法国货，想尽办法也要买辆法国车。
无论地平线、雪铁龙都行。
此人还喜欢存法郎，公司发下来的外汇券，他基本都兑换成法郎了。
哪知法兰西这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大争气，法郎基本上是年年走低。
倒还不如不捣这乱，打一开始就存外汇券划算呢。
还有个人他不想买车，只想要出国留学继续深造。
要不是因为担保的问题，被拒签了两次，他早走了。
这一次他自己发了财，倒是不用担保了。
但可想而知，这位嫌弃自己的金饭碗，做梦也想出国给洋人刷盘子的主儿。
一旦走错了这关键的一步，运气是好是赖。
不过，虚荣也不见得都是坏事，有时候照样会帮宁卫民的忙。
就像有几个人自以为聪明，在市场上悄悄吸纳价格仍未到达低谷的生肖票，甘愿为宁卫民日后再炒生肖票充当韭菜苗。
还有，宁卫民和曾宪梓在内地市场推出的联名高端黄金打火机，也因为这些人的虚荣心销售火爆。
5月底的时候，应宁卫民的要求，曾宪梓一共送到内地四十二只打火机，每个皮尔卡顿的京城专营店都摆了几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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