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这样的宏图大业相比起来，他个人创办的胡姬花快餐厅当就没那么香了。
就这样，他在思虑再三之后，认为做这件事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有一定的把握。
就对简道尔提出两个要求。
“让我放弃自己的事业，答应出任肯塔基的远东总裁可以。但我上任后，一是要把肯塔基远东地区总部由港城移到新加坡。二就是要把新加坡的肯塔基的全部股权买回来，从此结束授权经营模式，不要再授权别人经营。这你能同意吗？”
对此，简道尔很是好奇，说，“开发内地市场，总部从港城移到新加坡不是反而离内地更远了？何况你把总部挪走，港城的店怎么办？我不是不答应，但希望你能有个合理的解释。”
没想到汪大东的理由居然还很充分，“你可能不清楚，其实肯塔基不是八十年代才进入华夏的。我在肯塔基工作时了解到的情况是，早在1970年、1971年，肯塔基就到过港城发展，但随后就陷入严重亏损，十几家店被迫关闭。1985年后卷土重来，再次进入，也只开了三家，不成气候，这样的市场，我们屡屡碰壁，一时没有良好的解决办法，不如暂时忽略掉，尽量减少消耗。而且港人大多数是不会讲普通话，所以在港城也没有人力资源，对于我们在内地的经营完全没有帮助。新加坡就不一样了，那的华人讲普通话。到了内地，就能沟通，有助于我们在内地的发展。这样的话，表面上是搬得远了，实际反而近了。我可以直接把新加坡的模式挪到京城来，开第一家店的时候，稍加改进就好。用华夏人的说法，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汪大东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这两家事你不答应，那我不会回来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简道尔被说服了，决定无条件完全按照汪大东的意见来办。
不惜动用数百万美元，回收新加坡肯塔基的全部股权。
也就是说，大陆这边还没有什么实质进展呢，简道尔就要为了让汪大东满意，开始大撒巴掌的花钱了。
这无疑充分显示了简道尔的决心和对汪大东的信任。
于是汪大东再没有什么顾虑，很快就去跟津门的政府部门进行了协商。
为了不让胡姬花餐厅的经营和企业性质受到影响，他介绍了另一个美籍华人来接盘。
这个人叫戚钧富，也是他的老朋友，在国外经商三十多年，也有丰富的餐饮行业管理经验。
这样的话，在津门政府首肯下，汪大东以六十万美元的价格把自己的股份转给了戚钧富，就此功成身退。
然后重新又归于老东家的门下，成为了肯塔基的远东地区总裁。
目前他正在为肯塔基在京城疏通各路关系。
他打算把第一家肯塔基的店，就设在京城……
终于听完了汪大东讲述的始末究竟，赵汉宇和米晓冉此时才明白了汪大东做出如此选择的理由。
应该说，汪大东用这种方式退出是再好不过的了。
别看表面上他是以两年两倍利润的经济回报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餐厅，这已经足够惊人的了。
可如果考虑到此时人民币兑美元在黑市比例，实际上他是用两年时间赚到四五倍的利润。
那是真的赚得盆满钵满了。
不过也正因为这样，一般人听到，也难免会替汪大东感到不舍，对他做出的选择是否明智存有保留意见。
“舅舅，胡姬花餐厅可是您一手创办的啊，每年又能赚这么多钱。就这么放弃了，您不觉得太可惜了吗？虽然肯塔基给您的条件是很好，可那说到底，也是替别人打工呀。会有您自己做老板威风吗？要是我的话，我可不会像您这么洒脱，说走就走，这么干净利索。面对您这也的处境，我恐怕会相当烦恼，不知该如何是好……”
像米晓冉就是这样的。
她委婉的表达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她的想法让汪大东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他转头看了赵汉宇一眼，有意考教地问，“汉宇，你是怎么想的呢？也和晓冉一样吗？替舅舅可惜？”
“不，舅舅，我当然赞成你的选择。”
赵汉宇毫不迟疑的侃侃而谈，“我记得您经常对我说，在商业上，西方文化是一本万利，连锁经营。追求的是低风险和高效率。而且只承担财富，不承担事业。反过来东方文化是我的祖传秘方，我开店，只能我有，不能你有。而且讲究子承父业，代代相传。这是文化上的一个很大的区别。而且也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区别，才导致华夏的企业极其缺乏商业竞争力。通常都是故步自封，得过且过，小富即安的状况。很难创新发展，也很难壮大规模，也就没有可能诞生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商业品牌。”
“具体联系到这件事上，从您的个人角度出发，如果够继续经营自己的胡姬花快餐厅，虽然是很好，经济回报也不错。可这样新生的企业，各方各面都不够成熟。一切都需要您来亲自规划做决策，这样的工作肯定是很繁重的，进展也有限。我想您用了一年时间才开了一家分店。如果再开一家，可能还需要一年。”
“何况风险还需要个人来承担。现在胡姬花的成功是建立在内地市场空白的大环境下的，未来肯定会出现竞争对手。别的不说，肯塔基这样的国际快餐巨头不就要来了吗？很可能其他的快餐品牌也快来了。关键是这些跨国公司的商业布局都是有计划的，一旦计划出炉就不会轻易放弃。那么如果舅舅您拒绝肯塔基的招揽，未来，彼此就会变成对手。势单力薄，底蕴不足的胡姬花能否还能像这样创造出令人咋舌的利润就要打问号了。起码能肯定，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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