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距离外，从地球上直接控制运载车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信号来回需要的时间大于采取适当行动的时间……因此地球上的控制者鞭长莫及，不能继续操纵它们，它们只能自己控制自己”。
美洲宇航局的工程师必须转变他们的控制方式，从“强约束”的直接控制（就像在控制模型飞机案例中的情形一样）转变为“弱约束”的间接控制。
在弱约束的情况下，载体不再被给予一个即时的、如何行动的指令，而是被给予一个更灵活的智能类型，加上一些通用目标。
当基因建立大脑时，跟施加控制的类型颇为相似：“基因常常为所欲为，不过在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更快速的执行计算机之后，它们就没法这样做了……就像国际象棋的程序一样，基因为了‘指导’它们的生存机器，必须采取宽泛的策略和巧妙的技巧，而不再是面面俱到……这种编程的优点是，它大大减少了细节性规则，而这些原本都要内置在原始程序中”。
人类的大脑代表：朝向生存机器解放的进化趋势的高潮，这里的生存机器是它们最终主人基因的决策执行者。
通过左右生存机器和它们神经系统建立的方式，基因对行为施加了终极控制。但是，那种即时反馈的接着要做什么的决策被神经系统承担了。
基因是主要的政策制定者，而大脑是执行官。然而，大脑变得越来越发达，通过玩弄学习和模仿这样的伎俩，它们接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甚至能自行制定实际的政策。
这一趋势的逻辑结果——目前还没有在任何一个物种中出现——将是这样的情形，基因最后给生存机器一个整体的政策指导：为了让我们活着，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
弱约束控制，额外建立在强约束的遗传控制机制上，这是一种更早内置在大脑中的进化适应器。
两者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弱约束机制没有取代强约束机制。
可以说不同的大脑控制类型进化而来，并没有取代早期的控制模式，而是在它们那一层之上又加了自己这一层。
当然，后者也可能导致早期结构的改动。不同的大脑系统给基因目标编码时，直接程度不同。
在人类中，所有形式的大脑控制通常同时运作，这就有了认知协作的需要，因为不同程序之间可能存在认知冲突。
机器人叛乱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些冲突，实现个体的最广泛利益，这些都是心理学家开发出来，用以评估哪种类型的控制系统说了算的工具。
对现在的讨论来说，人类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我们是自然选择的创造物，进化已经在我们的大脑中植入了一个灵活的系统，这个系统具有道金斯暗示的终极的弱约束目标“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
然而有趣的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动物，人类已经开始意识到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要问：最好的选择，这是对谁而言？
当叶轻尘打破这一切疑虑之后，打开了自己的克隆机器人，这个家伙在看到自己第一眼的时候，眼神当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就说叶轻尘已经有些后悔了，他无法去揣测眼前的这个家伙。
想想在这一瞬间就知道自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解释一下，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解释一下如何让眼前的这个家伙知道自己是一个克隆人，两个人虽然知道那边都在作战，但是在这个时候却不得不讨论起一些更加深入的问题。
想一想蜜蜂，作为一种动物，它通常被描述为具有典型的所谓达尔文式心智。
蜜蜂拥有特殊目标结构。标记为A的区域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复制子跟载体目标一致。
在这个区域中，很多目标同时并行不悖地服务于复制子，在蜂巢里，蜜蜂拥有促进复制的功能的利益，以及作为一个连贯有机体的蜜蜂的利益。
当然A代表的精确区域不过是一个猜测而已。要点在于存在一个非零区域B，这里的一整套目标仅仅服务于复制子的利益，而跟整个载体的利益对立。
要是通过牺牲自己帮助其他个体，能为基因的传递带来更大的好处，一只蜜蜂就可能牺牲作为载体的自身。
比如蜜蜂可能为了保护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蜂后，跟外来入侵者殊死搏斗，失去蜂刺而死。
有时基因会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载体。理解这一情形的寓意，将对我们理解人类的困境产生深远影响：我们是一种进化而来的、具有多重心智的物种。这是因为人脑的某些部分执行的是弱约束目标。
所谓的达尔文式生物体，比如一只蜜蜂的目标结构。这些区域指出，载体和基因的“利益”在有些地方重合，有些地方不重合。
蜜蜂的所有目标都是简单而纯粹的基因目标。在它们中，其中一些跟作为载体的蜜蜂的利益相一致，而另一些则不一致，但蜜蜂不知道这一点，也很难说它们在乎。
谈到基因，基因目标跟载体目标有多大的重叠不是很重要，问题在于蜜蜂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可以对基因利益和相关的载体利益做出区分。
当然说到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基因利益跟载体利益具有分离的可能性。对于作为载体、拥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人类来说，这种可能性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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