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没人相信，上个世纪六零年代生产的一百多部老式电台，能够在这场高度现代化的战争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电台，志愿军司令部就无法及时向前线作战部队下达命令，也就无法让所有参与进攻的部队同时投入战斗，从而对联军的地面防线造成最大的压力。
只是，老式装备不是万能的。
这些老式电台的性能非常差，甚至无法进行语音通信，只能发送电码。因此在作战使用中，志愿军司令部只能下达非常简短的作战命令。为了顺利完成作战行动，就需要非常完善的作战计划。
戚凯威的心血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回报。
战斗打响前，所有一线作战部队都领到了作战计划，不是一份计划，而是包括了所有备用计划在内的总体计划。指挥作战的时候，志愿军司令部只需要下达命令代码，前线部队就能找到对应的作战方案。
当然，这些作战方案并非面面俱到。
因为在策划作战行动的时候，参谋不可能猜出会遇到什么情况，而战场态势是由敌我双方共同决定的，所以在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戚凯威只提出了战术目标，没有约束前线指挥官的手脚。
此外，这套指挥体系中，还有非常重要的反馈机制。
按照戚凯威的要求，作战部队必须在规定的每个时间结点上汇报战斗情况。受电台通信能力限制，作战部队只需要汇报最基本的情况，比如有没有完成任务，或者已经执行到了计划的哪一步。
通过这些反馈信息，志愿军司令部就能及时掌握战场态势。
只是，谁也不能否认，在战局非常混乱的情况下，地面进攻的速度肯定快不起来，无法在八个小时内取得重大突破。
这也正是黄峙博最担心的问题，或者说是他决定让空降部队参战的主要原因。
要想取得重大突破，必须尽快到达联军后方，然后利用联军对战场态势感知不明的机会迫使联军主动撤退。
在前线进攻部队发回第一份战报前，黄峙博给秘密进驻辽宁的第十五空降军下达了作战命令。
陆风烈没有食言，及时派来了一百四十架大型运输机与两百架轻型运输机。
半个小时之后，第一批二十架“伊尔76MD”就载着第43空降师的第一批突击部队升空了。
随后的十五分钟之内，一百二十架Y-8陆续到达五座大型空军基地。
为了防止被联军识破志愿军的作战意图，这些运输机全都部署在离朝鲜半岛一千公里以外的空军基地，只是在战斗打响前半个小时才陆续升空，到辽东半岛上空待命，在接到命令后转向飞往空降部队驻扎的机场。
因为离空降场仅有数百公里，所以Y-8降落后不用补充燃油，装上空降兵就能起飞。
最后出动的是全部运载空降部队官兵的Y-7机群。
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空运效率，同时降低大型空军基地的负担，所有Y-7都部署在野外机场上。
如果说轻型运输机的运载量与航程是最大的问题，那么野战起飞能力则是最大的优点。
因为这些野战机场不但无法供大型运输机起降，还无法为战斗机服务，所以联军不大可能监视这些机场。
不到一个小时，三百二十架运输机全部起飞了。
一切顺利的话，运输机群将在四十五分钟之后陆续到达空降场上空。
为了掩护运输机群，志愿军的电磁战进入第四阶段，由火箭弹构成的“电磁幕墙”开始向南面延伸。随后，部署在江界附近的导弹部队投入战斗，向位于联军战线后方的数个战略重点地区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
这波攻击，立即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发现志愿军扩大电磁打击范围之后，联军立即调整作战部署，不但让E-3C与E-8C紧急后撤，还撤走了在东朝鲜湾上空巡逻的E-2D，随后终止了全部空中打击行动，仅在三八线附近保留了两个F-22A中队。
虽然到这个时候，联军的指挥系统仍然处于混乱之中，根本无法有效指挥作战部队，也无法探知前线发生的事情，但是联军指挥官非常清楚，志愿军的大规模电磁战很难持续，要不了多久就会烟消云散。
可以说，当时没有一名联军指挥官意识到，志愿军的地面部队已经出动。
再过一个小时，双方的第一场正规地面战就将打响。
当时，连呆在战线上的联军基层军官都没有察觉到逼近的危险，反而认为，在强烈的电磁打击下，志愿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动地面进攻，因为与战斗机一样，地面主战装备也严重依赖电子设备。
这个认识并没错，但是也不等于完全正确。
关键不在地面进攻，而是空降作战能否顺利完成。
黄峙博非常耐心的等待了四十五分钟，才让戚凯威按照计划，向参与地面进攻的作战部队下达了第二道命令。
这道命令不是发给前线部队的，而是发给后方的远程炮兵。
按照戚凯威的作战部署，除了六个炮兵营的十八个炮兵连继续用电磁打击对联军防线保持高压状态之外，其他炮兵连全部换上了装备普通弹头的远程火箭弹，开始轰击联军的正面防线，为地面进攻做火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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