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零三九年，中国与美国在印度的博弈继续升温。
年初的时候，黄瀚林在全国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汇报的时候提到，鉴于全球局部严重自然灾害正在减退，以及第四批农业工厂将在年内投产，在保证二点四亿吨对外粮食援助配额的情况下，政府将逐步放宽粮食管制措施，将在七月一日之前取消限购令，在年终前取消政府限价措施。
事实上，到二零三九年，全球性粮食危机已经有所减缓。
根据全球气候事务组织统计，一百六十八个申请了粮食援助国家，在二零三九年的总需求为三点六亿吨，而中国与美国承诺的援助配额就高达四亿吨，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承诺的援助配额为一点二亿吨，因此援助配额还有大约一点六亿吨的富余，意味着粮食将供大于求。
当然，这只是二零三八年的预测。如果气候变化反常，那么总共五点二亿吨的援助配额很有可能供不应求。
可以说，这是在持续了三年半的粮食危机之后，第一次出现缓解征兆。
对此，国际市场也立即做出了反映，首先是粮食富余国家开始公开出售粮食，其次是国际粮价开始回落。
到二零三九年一月底，二月份交付的粮食期货价格比二零三六年一月，即粮价达到最高点时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七。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
刚进入二月份，欧洲大陆，包括俄罗斯欧洲地区与乌克兰遭遇雪灾，欧盟、俄罗斯、乌克兰、北欧国家先后宣布增大粮食进口量，向全球气候事务组织提交了新的援助清单。随着寒冷气候加剧，土耳其、北非国家也先后加入进来，纷纷向全球气候事务组织提高了粮食援助配额。
所幸的是，南半球没有出现反常气候，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先后实现了粮食大丰收。四国在二月底提交了新的援助配额，将援助总量由一点二亿吨提高到了一点四亿吨。
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降低援助配额。
虽然严寒已经导致中国北方地区的高粱、土豆等农作物大规模减产，但是第四批农业工厂提前两个月投产，因此中国当局仍然维持了二零三八年底做出的承诺，将援助配额定为二点四亿吨。
事实上，需要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根本要不了这么多粮食。
到二零三八年底，中国的八个主要盟国，以及十多个友好国家提交的援助请求，总共只需要一点八亿吨，泰国还由受援助国变成援助国，预计在二零三九能有大约一百二十万吨余粮。
与中国相比，美国的情况就没有这么理想了。
受恶劣气候影响，加拿大在二零三九年的粮食缺口扩大到了一千二百万吨，墨西哥也增加了近一千万吨，此外英国也提出了额外四百万吨的援助请求。更严峻的是，美国三分之一的产粮区也遭遇雪灾，粮食预计减产百分之二十以上。受国际粮价波动影响，已成惊弓之鸟的美国民众再次开始囤粮。在北部几个州，一些家庭甚至抢购了数十吨粮食，而一些农场主更是拒绝出售粮食。结果就是，美国不得不在二月份宣布，把援助配额降低四千万吨，且有可能继续降低。
事实上，到这个时候，全球气候事务组织提供的粮食援助总量仍然有富余。
问题是，在恐慌情绪影响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二零三九年的气候变化将更加剧烈，粮食危机将进一步加重。
结果就是，三月份交付的国际粮食期货价格一度逼近二零三六年初的最高点。
当然，这也不能排除炒作因素产生的影响。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杜小蕾在二月二十七日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
她是自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第一位正式访问印度的中国外长。
在新德里，杜小蕾向印度总理辛塔提出“以土地换粮食”，即印度归还藏南地区，驱逐反叛流亡份子，中国则在二零三九年为印度无偿提供六千万吨粮食，还可以根据印度的实际行动速度，扩大援助规模。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建议。
以二零三九年三月份交付的粮食期货为准，六千万吨粮食的市值在一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印度在二零三四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而印度侵占的藏南地区，在今后两百年内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印度在二零三九年仍然有大约一亿吨的粮食缺口。
当然，这还是保守估计，即印度在当年三季都实现大丰收，不然粮食缺口将更大。
与巨大的缺口相比，国际社会承诺的援助配额只有可怜的一千五百万吨，而从国际市场上采购，印度又没有如此雄厚的资本。当时印度能做的，就是拿国内产业去交换粮食，甚至出售了部分国营企业。
仅在二零三八年，印度为了换取美国的粮食，出售了百分之六十的国营企业，另外向美国企业开放了电力、电信、供水、铁路等国营垄断行业。在短短三个月内，美国企业掌握了印度百分之七十的电网、百分之六十的通信网络、百分之四十的城市供水与百分之四十五的铁路经营权。为此，美国企业仅仅支付了大约一亿吨粮食。在二零三四年之前，这一亿吨粮食的市场价值在七百亿美元左右，而印度转让的国营资产与国家基础设施的市场总价值高达数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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