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卢卡斯向中国宣战的时候，黄瀚林已经来到战略指挥中心，正通过视频电话召开高层会议。
当时，中国高层已经通过杜小蕾获知美国已经递交了宣战书。
按照杜小蕾的安排，中国驻美外交人员将在美国东部时间二十二日凌晨四点之前全部撤离，在中国做出回应，即向美国宣战之后，将按照国际法，驱逐美国驻华外交人员，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
在是否向美国宣战的问题上，高层领导没有意义。
只是，在何时宣战、以及以何种方式宣战的问题上，黄瀚林的态度比较模糊，因此高层会议从二十二日凌晨四点一直持续到了下午两点，中途休息了两个小时。等到美国总统发表宣战声明后，黄瀚林才做出决定。
到此，其他人也明白了黄瀚林的意图。
很显然，黄瀚林并不打算首先正式向美国宣战，而是要等到美国先宣战，再以受害者的身份向美国宣战。
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争取到更多的中立国家。
只是在牧浩洋看来，黄瀚林这么做有点多此一举，因为美国已经以不宣而战的方式偷袭了中国海军，两国已经在实质上处于战争状态，即便中国首先公开宣战，也只是在遭到突然袭击后做出的合理回应。
当然，等待几个小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下午四点，黄瀚林赶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向美国宣战，并且要求在一个月之内召开全体会议，以便让国家立即进入战争状态，赋予国家元首战时特权，全力应对美国的军事挑战。
战争已成事实，常务委员会根本没有讨论，直接以全票通过了黄瀚林的提案。
按照二零四五年生效的新法案，战争权属于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全体会议才有权授予元首战时特权。在紧急情况下，常务委员会可以授予元首有限的战时特权，并且召开紧急全体会议。
也就是说，黄瀚林在当时获得的只是有限的战时特权，包括在军队内部进行动员，对国家经济进行调整，下达作战命令等等。更广泛的动员，比如全民性质的战争动员、战时配给制度、强制兵役与强制劳动措施等，都得由全体会议审议。也就是要到一个月之后，黄瀚林才能获得这些特权。
当然，对于一场世界大战来说，一个月根本算不了什么。
下午六点，黄瀚林回到元首府，通过电视讲话，正式向美国宣战。
与卢卡斯不同，黄瀚林没有在宣战前跟盟国首脑协商。原因很简单，中国与所有盟国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即中国承担的义务要重得多，而盟国是否参战，并不以中国是否遭到攻击为准，而是以盟国遭到攻击为准。说得直接一点，就算中国遭到攻击，盟国也没有义务跟随中国参战。
当然，黄瀚林没有忘记通过外交照会的方式通知盟国首脑。
黄瀚林的这个态度，实际上比卢卡斯直接向盟国首脑施压高明得多，因为此举让所有人都认为，中国是受害者，而中国不会因为自身的利益拉盟国下水，更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对打赢这场战争有足够大的信心。
在这个时候，信心比什么都重要。
要知道，中国海军刚刚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几乎丧失了大洋作战能力，军事处境非常不利。如果中国领导人表现得不够自信、哪怕对战争前景有丝毫担忧，都会对盟友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只有高度自信，才能让盟友相信，中国肯定能打赢这场战争。
当这种自信发挥作用，也就能让更多的盟国自发自觉的加入这场战争，增强中国的战争实力。
事实上，此举很快就收到了效果。
两个小时后，朝鲜与巴基斯坦首先表明立场，将无条件的支持中国，并且在随后四个小时内先后向美国宣战。
一天之内，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与马来西亚都相继表明立场，并且向美国宣战。
当时，在中国的主要盟国中，只有菲律宾、泰国与印度尼西亚有点犹豫。
在主要友好国家中，印度的立场最为摇摆不定，而埃及、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国都以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表明了立场，即全力支持中国抵抗侵略的军事行动，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向中国的敌人宣战。
也许，这场战争根本没有是非之分。
从本质上讲，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两个超级国家集团因利益分配发生的直接冲突，因此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可是在战争初期，中国的受害者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中国获得了更多国家的同情与支持。
在向美国宣战之后，黄瀚林就返回了战略指挥中心。
虽然军队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加强了防御部署，但是北京仍然不够安全，随时有可能遭到美军轰炸。
出于安全考虑，黄瀚林将一直呆在战略指挥中心。
当然，他只是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领袖，而实际指挥权在总参谋部手里。因为牧浩洋依然是总参谋长，所以他才是最高军事指挥官。
黄瀚林去全体代表大会时，牧浩洋收到了开战后第二份与西印度洋舰队有关的消息。
消息是从瓜达尔港、即西印度洋舰队司令部发来的，章玉廷派了一架运输机回去，报告西印度洋舰队依然在阿拉伯海活动，只是向南扩大了搜索范围，出动舰载预警机监视迪戈加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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