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就由那两名揭发者站到了余志恒的面前，指着余志恒开始结结巴巴地控诉，说他打压贫下中农对奸贼的斗争，一切唯生产论，不顾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得本大队的革命斗争主向发生了改变，差点影响到了小组的革命形势。
有的读书人总是把农民当成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在这种时候，农民的创造力是多么的强大，他们同样有能力把真话说假，把假话说真，任你有比天还高的文化，也无法分辨出它的真伪，而他们朴实的外面，更使得这些假话显得更加的真实。只是，这样的能力要有着一双慧眼去发现，一种思想去引领，只要给他们以机会，他们就能创造出奇迹。如果你能好好看看历史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好些个农民，既无知识也无文化，居然就能爬到权力的最高峰，让那些自诩为鸿儒巨匠的读书人甘居下风，为他服务，任他宰割，为了那点可怜的俸禄，像狗一样讨好卖乖，还要不择手段。这也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完全可以建立在没有文化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读书人的作用只有一个，装点或者迷乱社会，而不是决定社会的思想、意识、价值观。
这个场把戏虽然是我第一次看，但是，于我来说，也实在太过无趣，我准备要离开了，因为以现在的情形来看，杨广富似乎已经把武斗变成了文斗，没有我能插上手的地方。
我刚转身离开，远远地看到来了一个人，那人正是余正林，他却没有进仓房，而是在外面与杨广富低语了一阵，然后悄无声息地走了。
第二天高音喇叭一响，就播出了通知，说今天要举行全大队斗争的大会，所有的社员都要花朝门生产队的大坝子集中。
吃过饭，全大队的人都陆续到来，像这样的大会，没有人可以不参加，上班下地，可以有特殊情况，这个可不行，谁要是在这方面犯了自由主义，纵然你是“金字招牌”，那也是难逃下一场被斗争的厄运，只要上了台，要想下来，那可能是自己的这辈子，儿女的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对于那些本就没有“金字招牌”的非贫下中农，那更是不敢怠慢，得坐在斗争现场的专门席位，如果有需要，还得上场去“陪杀场”，一不小心，就被卷入了挨斗的中心位置。在这种场合，说话更得小心，稍有一慎，立即就会被人给揪到台上去。生产队里曾经有人就因为在淋粪时说了一句“淋飙了”，结果被打成了现形反革命，因为那是对领袖的诬蔑。
斗争会在九点钟开，才八点钟，会场设置的高音喇叭就扯开喉咙叫了，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革命歌曲。因为音源只有唱机，有人就故意便唱处不能按正常速度旋转，歌声就时快时慢，显得很不严肃。但是，只要没有领导在，谁也没有办法，因为你要说那是人为的，那机器本来就不是那么稳定，自己都会扯拐。当然，这得有一定的胆量，而且，还得有底气，拿得出“金字招牌”。
大会由余正林组织，但是，主角却是宣传队，他们的目标很明确，红星大队这个在忆苦思甜运动中成绩斐然的地方，在抓这场革命运动中一样会做出成绩。
余志恒坐着“喷气式”上了台，杨广富果然信守了承诺，没有给他戴上高高的尖尖帽。
就在昨天晚上，受到了这样狠毒的折磨都那样泰然的余志恒，在黑压压的一大片社员的面前，却显出了沮丧，他连头都没有勇气抬起来，一直直面着地面。
一场已经演练了多遍的戏剧就这样上演着，台下的观察仿佛不是观察而是一群蜡像，眼光呆滞，没有一丝的反应，只要有人高呼口号，他们都会紧跟着叫出来，根本就不管口号的内容。如果我是余志恒，我也会对眼前的景象感到失落，他一心为着大队，一心为着大队的所有社员，但当他有难的时候，而受这样的难却正是因为为着大队，为着社员时，却没有任何社员愿意表现出对他的同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一个现实，几千年来，百姓们似乎一直都有着这样的一种行为方式，不管哪方斗哪方，不管哪方正义或者不正义，他们只有一个念想，过自己的平安日子，谁与谁斗争完全与他们无关。这能怪群众吗？太多将他们作为棋子的组织斗争，任他们如何分辨，也总逃不脱被利用的命运，不管是哪方胜利，精英还是精英，只不过管了一泼人而已。尘埃落定，或者原来的精英保住了地位消灭了欲取而代之的精英，或者新崛起的精英取代了旧的精英，或者两路精英最终共享了权力与地位，该做牛做马的还是做牛做马，该受压迫的还是受着压迫，奉承的话听了千遍，美好的未来被描绘了万遍，结果，还是以人对良心背叛的程度来决定人的命运，还是以对规则玩弄的巧拙来决定人的权利，还是以对民族利益出卖对同胞的欺瞒的多寡来决定人的地位。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但凡走上了从政道路的人都不值得同情，除非那是他们的亲人，那亲的话，他们就可以毫无责任与公义地支持。这种状况对于组织人物来说，有着极大的好处，不管自己离正义有多远，只要鼓吹自己是正义的，拿到主动权，那么，就绝不会有人反对说他没有正义。因而，在这里并不存在着正义与公平之说，只要自吹自擂，那就是公平与正义，反正都是自圆自话，没有公理，也没有证明过程。这反过了也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现实，使得组织家们有了更大的运作空间，他们所要做的只要一条，拿到强势的话语权，那么，什么都可以没有阻碍。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