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军团司令：赵大力民国41年4月25日看完了赵大力的来信，徐树铮不停地在屋子里来回度着步思考着。
蒙古问题，实际上就是华夏与苏砂之间的实力较量问题：1911年武昌爆发武装起义，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华夏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早已觊觎外蒙古的沙皇俄国，乘机策动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们脱离华夏。
11月30日，外蒙古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接着，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乌兰巴托）的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
与此同时，沙俄政府不顾华夏政府的抗议，于1912年11月3日，同由它扶植起来的外蒙古当局订立了《俄蒙协约》，规定：由俄国扶助外蒙古的“自治”及训练外蒙古军队；外蒙古不得允许华夏军队入境，不准华人移植蒙地；外蒙古准许俄人享受本条约广泛的特权（如自由居住来往，经商，开矿，务农，以及开设银行、邮局等等）。
内外交困的北京政府别无出路，只得与沙俄谈判寻求解决外蒙古问题。
只是，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国力之弱可想而知。不过，华夏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终于迫使当时的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是华夏的领土，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华夏，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苏砂的手中。
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却没有丢掉外蒙古，这一点也着实让那些号称“民族精英”的后人们汗颜！
1913年11月5日，沙俄当局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承认外蒙古是华夏的一部分，要求外蒙古取消独立；但是却规定华夏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不驻军、不移民；*迫华夏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由俄国实际控制外蒙古。
1915年6月7日，沙俄政府、外蒙古当局和北洋政府三方又在外蒙古的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中俄声明”，并予以具体化。外蒙古的独立使华夏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被割裂出去，形成了一个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家”。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的分裂形同把华夏拦腰崭断。
1918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苏砂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砂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华夏进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华夏怀抱的谈判。
就这样，幅远辽阔的蒙古一步步的远离华夏中心，至今已有30个岁月！
现在，华夏国内战事正酣，华夏党和华民党正在为统治权打的水深火热，便更是无暇顾及蒙古的独立与否问题。
而，他徐树铮却已是脱离政府的自由人，虽然手下还握有几万士兵，但是却没有了争霸权利的野心：同时期的袁世凯，段祺瑞等人都不知道变成什么了，自己还争个什么权利呢？
可是，收复外蒙古一直是徐树铮的梦想，外蒙古在苏砂联邦的管理之下，可谓是他心病，这也是他在暮年还拥有军队指挥官的原因所在，此时，当他知道有了收回蒙古的一线希望，沉寂已久的热血，再度沸腾起来。
徐树铮当然愿意出兵收回蒙古，建立此“不世功勋”。
但是——他也有实际的困难：无缘无故，贸然出兵，显然没有合适的借口；他在这里的军队只有两个师，去除驻守的部队，能派出去的兵力只有一个师，兵力不足。
同时，他的心中也有自己的算盘，拿着赵大力给自己的信件，徐树铮相信，赵大力不会在这件大事上给他“下绊子”。但是对方却“吞了”他5000人的部队，让徐树铮的心里非常“不痛快”：他绝不愿意借助赵大力的部队来“成就大事”！
可是，显然赵大力的东方军团又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没有他们在蒙古北方“坐阵”，那些狡猾的蒙古王公们是不会轻易投降的。
徐树铮在心里仔细思考着对策：第一，绝对不能让东方军团参与收复蒙古的军事行动；第二，必须制造某些事项，引起自己和蒙古苏砂军队的摩擦，让他徐树铮“师出有名”。
在满足这二个条件以后，应该怎么办呢？
徐树铮不愧为具有政治头脑的谋略型将领，他很快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首先，以华夏政府的名义拜访蒙古，趁机制造事端；其次，他要利用苏砂东方军团目前的特殊地位，让赵大力对哲布尊丹武施加压力。最后，他再大兵压境，争取“兵不血刃”，迫使蒙古投降！
徐树铮终于斟酌好了具体的细节，精神愉快地走出指挥部，来到喧闹的大食堂里，为归来的1000多名士兵们接风洗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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