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官员哪有什么维持货币信用的意识，陶知府当即就说道：“那可以分批三十万两出去，先放十万两，过几天再放十万两，最后再放十万两……”
说是分批投入，但陶知府心底实际还是一次性投放的思路，柳鹏就知道没办法跟陶知府说清楚货币信用的问题。
事实上，陶知府早就动过强行查抄北海钱庄然后将查抄出来的庄票投放到市面上的主意，只是他仔细一打探才知道北海钱庄的登州分号只是一家真正的钱庄分号而已。
登州分号虽然能开展很多业务，但是真正独立自主的财权极其有限，分号诸备的现金、庄票、钱票也其有限，大宗的银钱、米豆、庄票、银票、钱票都在总号的直接掌握之下。
即使查抄了登州分号也只能查抄出两三千两庄票，而登州分号前次拿出两千两庄票也是使足了九牛二虎之力。
而掌控整个北海钱庄业务与现金的总号却远在龙口，如果设在黄县县城陶知府也敢打一打主意，但是听说北海钱庄的总号在龙口，龙江钱庄的总号在马停寨，东莱钱庄的总号在朱桥镇，陶知府知道鞭长莫及，只能打消了查抄的念头。
虽然陶知府打消了查抄的念头，但是他的思路仍然跟查抄没有区别，他不管北海钱庄往市面投入几十万两庄票会彻底毁掉庄票的信用，他需要的只是渡过眼下这个难关：“柳巡检，只要往市面放三十万两银子的庄票，年前咱们登州府就可以安枕无忧！”
柳鹏倒是早有腹案，他当即大声说道：“这可不行，这绝对不行！”
“为什么不行？”
苏通判当即问道：“柳少，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大家同舟共济渡过难关，多放点庄票又有什么大不了得？”
不管是陶知府还是苏通判对于政府信用与货币信有毫无认识，柳鹏当即大声说道：“这绝对不行，我若是放三十万两庄票，这钱马上就要让辽东人赚走了，到时候辽东人把钱赚走了，我们登州怎么办？难怪是再放三十万两庄票出去？他们来北海钱庄挤兑怎么办？”
这本来就是鸡同鸭讲的胡说八道，只是不管是陶知府还是苏通判或者是李通判，都觉得柳鹏的胡说八道很有点道理。
辽米南下最初就是陶知府的主意，辽东商人把登莱的钱都赚走了，陶知府自然也能跟着辽东商人赚到金山银山，因此前段时间陶知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倾向辽东商人，甚至公然派登州水师的战船去接应辽东商人运粮的商船。
只是陶知府已经是快自身难保了，所以陶知府首先考虑是把自己捞出去，至于辽东商人的利益就被他抛之脑后：“柳巡检，这事情总是筩想出办法的，肯定不能让辽东商人把钱全部赚走了，更不允许他们挤兑北海钱庄。”
而柳鹏的这套说法对于金融运作一窍不通的登州官员更是具备极强的诱惑力，他们都觉得柳鹏说的有道理，如果让辽东商人把钱都赚走了，搞不好还会把北海钱庄挤兑跨了。
到时候北海钱庄想再发三十万两庄票都没办法发出来，那么留给登州的还是一团烂摊子，最终吃亏的还是登州府，他们虽然不是登州人，却是登州官，登州府的吃亏就等于大家都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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