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孟遥马上微微一笑，转头对马路遥说道：
“你马上去查一查，包括沿途他们停留的各个城市，除了小蒋的这些要求之外，还有没其他人提什么额外的请求和希望。”
马路遥答应着离去后，作为家宴总负责人的另一位秘书张海鹰，这才逮着机会赶紧高声宣布宴会开始。呵呵，瞧这一头的汗水，还有滴答滴答作响的时针，时间过得可真快呀，饭点都超时多长时间了。
很快，一场多达千人的盛宴就在院内院外铺展开来。
这架势，想想吧，上千张嘴一起大嚼特嚼，上千双手一伸一缩，近百张饭桌碟子、盘子送进送出，酒香肉香随风飘扬，直看得人人食指大动，舌尖生津，欲罢不能。
随着一圈圈敬酒的儿郎来来去去，马路遥不知何时终于一头大汗地回来了，挤在人群中附耳对孟遥说了一句，孟遥一听，起身便向外走去。
谁都没想到，蒋经国与毛岸英竟然比他们自己上报的返回时间，整整提前了一天回到了蒙古主基地。
而原因呢，仅仅是两人偶尔的一次争论，最终一下子变成了涉及到国共双方立场的大辩题，使得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一起：立刻返回主基地，拿出自己最有力的证据，打倒对方。
孟遥赶到两人住地时，论战已在毛岸英的九号贵宾楼展开。
原来的安排，因为考虑到两人的特殊身份和背景，孟遥指示接待办将两人及其随访团刻意分开进行了安排，没想到最后两人还是以这种方式搞到了一起。要知道，蒋经国所住的12号贵宾楼，驱车都要一刻钟呐。
进了楼，里面的警卫人员全部都换上了双方各自随团而来的警卫小分队。当然这也仅仅限于此地。
孟遥一进去，入眼就是双方警卫战士在大斗急眼的场景。虽然不是谈不上剑拔弩张，但彼此眼睛里的火药味十足，甚至连个矮、块头不足的都自觉地退到了大哥后面，生怕为自己这边丢了脸面。
还好孟遥也早已练就了一身金刚不坏之躯，硬生生将一身爆笑憋回去，然后目不斜视地直接推门而入。与此同时，耳畔便传来了一声慷慨激昂的铿锵陈词：
“你若不信，我可以给你公开我的一份绝密笔记——”
“日寇的那场所谓一号作战，想来你也一定不陌生吧？1944年4月，日军动员兵力50余万，在纵贯中国南北的大片中国国土上，我们先后为此发起了中原会战、湖南会战、桂柳会战，以反制日寇这个一号战役。日军先后攻占河南、湖南、广西和广东部分地区。其中，湖南会战自5月底打到9月初，持续3个多月，是我们抗战以来将士浴血奋战时间最久、最顽强的一次战役。”
“以此次战役为例，你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军队与日寇之间的战斗力，到底差距有多大吧。”
“此役，我们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而日寇则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中国方面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而我们自己的军令部统计呢，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日军伤、亡人数，双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而国军伤、亡人数则出入较大。日军方面公布的数字，包括了伤、病、俘、亡，中国军队损失过半。国民政府公布的数字，则不含病、俘，仅伤、亡两项，也已占国军参战人数的25%。不可否认，为了战场的准确性，显然日寇的统计要更为确切一些，尽管我们有其鼓舞抗战民心乃至获取二战国际地位之考量，这数字依然还是出入颇大。”
“同时，我们在1944年前后对兵力的配置，也能从侧面证明日寇的统计要更为准确一些。”
“谁都知道，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就敢于出战中国军队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
“还记得《华盛顿邮报》《美国自由人报》《大公报》等国内外大报曾经报道的耻辱战例吗？猖狂一时的日寇第一军，在山西有过一军独战中国军队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国民政府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中国军队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日本鬼子。”
“中国军队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就连徐永昌这样的老将都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应钦总长在拟定军队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中国军队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考虑到抗战后期军队编制的缺额，徐永昌甚至认为，战时国军各师实际兵力平均还要往下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一万多人至二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三至四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民党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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