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资本一旦与军队利益结合，文登就不再是往封建土地化发展，会转而偏向工商业。提醒刘民有想出这个办法的，正是临清州的那位知州和判官。
各地缙绅、官僚和牙行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垄断，缙绅有出身和资本，牙行控制销路，而核心正是地方官僚权力，文登的工商要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垄断，每夺取一片新的势力范围，都会为工商扩展出大笔的利润空间。
以前的四海商社只归民政，与军队毫无瓜葛，现在则完全不同了。随着军队股份加入，四海商行与军人利益攸关，不必陈新野心膨胀，随着军队慢慢觉悟到其中的好处，他们就会主动向外扩张。
陈新作为军方唯一股权代表，这是为了保持军队的单纯性，也是减少军方对民政的实际影响力，陈新依然是民政和军政的唯一接口。军方在四月开始做相关准备，军法中也加入相应处罚条款，原来的重罚中，增加了取消退养金和股权收益的部分。
随着消息扩散，一些头脑灵活的军官已经发觉了其中的利益，各种说法在军中流传。文登高层的非军方人员陆续得到消息，这些人头脑更加灵活，四海商社去年已表现出了不错的盈利能力，他们也希望可以入股。两人不得不又将民政的人员纳入其中，民政人员没有退养金，按职级大小限额，自愿入股。
总股本则预定为一百万两，军队的退养金目前只缴纳一年，还不足十万两，陈新代表中军部多预付两年金额，合计三十万两入股，后面每年再按当时总资产另外增资。原来的四海商社则以固定资产、渠道、现银和库存作价六十万入股，剩下二十万则包括其他非军方高层和民政，剩余部分暂时计在陈新个人头上，他将吸收其他有用的权势人物入股。
刘民有不断细化股份公司的相关条款，没有将生产环节和钱庄纳入商社，希望通过把持上游和金融，对这个初生的股份公司有所控制。他和陈新都很清楚，资本天然便具有逐利性和扩张性，道德是根本没有的。和军队这样的暴力机器结合，很可能出现一个无法控制的怪兽，而一旦把这头怪兽放出，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刘民有心中也一点没有底，所以他只能先把它定位在商业资本，把金融和生产留在了这个体系外。
周来福是原来的商社总管，但现在模式的改变，以周来福的能力可能无法操控，特别是他性格太过温和。陈新和刘民有考虑再三，将王二丫调离烟厂，担任商社的副总管。
陈新本人则忙着战后整训，各部都在总结登州和旅顺作战的经验，对训练大纲进行调整，新的武器需要测试，八磅炮需要在营级设立新的编制。随着三级动员体制设定，战兵需要加强外线机动力，专用辎重营需要扩大，并装备载重更大的马车，整个文登体系内，需要统一马车制式，做到军民共用，平日可以运送客货，一经动员立刻能转为军用。临时辎重营则需要搭建架子部队，其中的军官为常备，紧急动员民兵后要能立即出动，屯堡农兵体系也需要改进。而更主要的是，需要按总结出的经验，重新制定营级编制，让每个营和千总部都具有单独的作战能力，在指挥上会更加灵活。
诸事繁杂，人人都有事情在忙，文登内部的机构和人事调整一时没有精力完成，而张大会在月底送来情报，文登的议功已经定下，收复金州的战功在大凌河惨败的背景下，被朝廷放大了效果，邸报上大肆进行了宣传，镇压孔有德和李九成的效果，则被弱化了，崇祯不希望一场内乱太过引人注目。
陈新关心的，就是王廷试报上去议功的职位，王廷试在登州镇议设正兵一营，归登镇总兵直领，兵额五千，总兵不用说就是陈新；另设左右两协，左协驻金州，设副总兵一名，即朱国兵，左协辖奇兵、援兵、游兵各一营，奇兵营归朱国斌直领，游兵则单设一游击，用于往来救援，游击为郑三虎，援兵营的参将则是王廷试的人，陈新甚至没有去打听到底是谁。右协负责登莱防务，也设副总兵一名，辖奇兵、援兵、游兵各一营，副总兵卢传宗直领，驻扎镇城，文登援兵营参将代正刚驻扎文登，右协游兵营游击王长福驻扎平度州。加上即墨营还有一个守备，报的则是范守业。
登州镇大多是陈新原文登所部，其他人也没有办法来争，包括山东那边的人马，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战绩。他唯一就是担心朝廷又搞制衡那一套，否定几个职位，对他的布局多少会有影响。
耿仲明所部没有改为奇兵营，而是继续作为标兵中营。吕直原本想单设一个奇兵营，归入监军管辖，但王廷试以耿部是戴罪立功，毕竟曾经在登州杀掠，一旦把耿仲明升职，朝中御史可能会再次爆发，王廷试和吕直都会很被动。
所以吕直最后只得放弃这个打算，并且给耿仲明做了解释，让耿仲明不要多心。耿仲明其实是登州最尴尬的一个角色，他属于巡抚标营，顶头上司是王廷试，但他又是投靠的吕直，加上陈新这个事实上的老大，他必须在三人之间小心的走着钢丝，任何一方都不敢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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