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两位这样具备代表性的理念和观点这么一摆，就能看出高务实的态度在时人看来有多么“扭曲”了——高务实既主张提高商人地位，不能抑商，但偏偏他又坚持认为商人应该缴纳商税。
在常人看来，你既然要重商，那就应该给予商人良好的从商环境，而在世人眼中最好的从商环境，当然就是不必缴税。你一边提重商，一边要商人缴税，你是精神分裂吗？
高务实当然没有精神分裂，他只是“求实务实”——这种事情光从理论上分析没有用，你得能实际推行才成，而现在的实际是什么样的？
首先，商税不收是不行的，一个瘸子要跑赢双腿健全的人，那他受力的那条腿该有多发达？大明现在就是个瘸子，单靠那点农税支持，然而大明的农民虽然放眼全球来说的确是挺强，可再强也受不了这样的盘剥，久而久之这条腿迟早也得废掉。
其次，商税的征收是为了给国家缓解压力，而不是把国家搞垮。如果真的全面纳税、税率一致，那卖粮食的能和卖技术的(印染、织造、造纸等)比利润吗，卖棉布的能和卖丝绸的比利润吗，卖竹木的能和卖瓷器的比利润吗？显然不能比。
不能比，问题就来了。北方商人目前的主要生意，除了高务实自家的京华系之外，大部分都应该归纳为“原材料买卖”，顶多是“粗加工行业”。这种生意一般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大宗，其二是产品附加值低。
南方商人则不同，他们从事的要么是高附加值产业，如丝绸绢帛、瓷器、造纸；要么是“精加工产业”，如印染、织造、印刷乃至于制笔等。简单的说，就是“单位效益”都很高，产品的附加值很高，哪怕是小宗贸易，其涉及的金额也不小。
如此一来，倘若按照大明过去的征税方式搞一刀切，附加值低的一方商人那就干脆别做了，因为他的利润在扣除税金之后搞不好得变成负数。
因此原因，实学派方面在此前推行的商税中，把这些东西做出了一个还不算特别详细的划分。
简单的说，以目前所推行的商税，南方商人被征收的税率是要远高于北方商人的，“北方商人”中只有极少数被课以重税——比如京华就有不少，如水泥、香皂等都是重税，要不然高务实也不至于每年缴纳一百七十多万两税银了。
然而京华有其特殊性，一贯都被人用一种“例外论”来看待，所以不具备真正的代表性。在外界眼中，目前实学派所推行的商税，就是典型的“北轻南重”——北方商人缴税的税率很低，南方商人缴税的税率很重。
其实这东西要真看绝对值的话，北方属于“极轻”，但南方也并不重。
为什么？北方的平均商税(除掉京华)大概只有百一百二(1%、2%)，而南方商人还是此前张四维趁机搞偷袭之后才收了个百五(5%)，且并没有囊括整个南方，只有南直隶和浙江两地在收，临近省份如江西、湖广、福建等都没有推行，两广之类就更不必说了。
5%的税率也能叫重税吗？当然不能，但问题不是这么看的。有句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南方商人眼中，这事很简单：凭什么你们商税只有百一，到了老子就成了百五？老子就这么好欺负吗？
当然不好欺负了，人家背后站着偌大的一个心学派呢！
实学派和心学派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很难调和，“道统”是一方面，利益则是另一方面。
高务实一直以来都主张稳扎稳打，这一次非要在商税上下功夫，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他知道这种矛盾指望调和是不可能的，只能如大舅张四维那样“趁机偷袭”。
趁机趁机，首先得有机会才行，那么现在有吗？
有。
朝廷等米下锅一般急着要钱，这就是机会。
本来，如果朝廷急着要钱是要用来做其他事的话，比如什么维修三大殿之类，心学派方面会有很多理由来拒绝。然而现在朝廷等着用钱的理由是很正当的，处理宗室问题是心学派也拒绝不了的诱惑，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击败残元，心学派对此虽然无可无不可，但表面上却也难以说不——此乃二祖列宗之遗愿，你拒绝？
这就是高务实选择现在就干的原因，这个机会错过了，将来只怕更难搞。
胡执礼对于高务实把话说得这么直白有些不适应，他总觉得高务实似乎直接把他当做实学派的一员来对待了，听完之后总有些坐立不安的意思。
程文当然没有这种感觉，他只是沉吟着，苦苦思索这件事究竟能不能办成。
作为实学派的高层之一，程文很清楚，前一次张四维在南直隶和浙江征收百五商税一事，申时行本来就是被迫答应，而后申时行本人还受到了巨大的内部压力，他之所以一门心思要把王锡爵引入内阁，本身也有这股压力的原因。
王锡爵是苏州首富，比他更能代表南方的“金主”们的利益。把王锡爵举荐进入内阁，一方面可以证明他申元辅始终站在金主们这一边，另一方面也是让王锡爵给他分担火力——万一将来还有这种事，你王锡爵总该顶在第一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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