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刘钰在阿姆斯特丹策动政变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的判断很简单：在百姓极端不满摄政派的情况下、在奥兰治家族的号召力如同千年前炎汉刘氏的威望之下，威廉四世真有政治抱负、真有雄才大略、真有胆识气魄、真有担当责任，政变还轮不到他来推动。
要钱有钱。奥兰治家族的旁支基本都绝嗣了，大量的神罗伯爵的庄园地产、东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妥妥的荷兰首富。
要人有人，本身在政变之前，就是弗里斯兰、格罗宁根、海尔德兰等省的执政，虽然加在一起不如一个荷兰省富，但总共也就七省，而荷兰省议会又按照城市弄出来一堆有一票否决权的议员。自己家族还有一堆追随者。
要名望有名望、要人脉有人脉、要百姓的好感度有好感度。
结果这么好的基础，都不敢主动出击，刘钰也就判断出来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这要是在大顺，权比霍光、名比王莽、势若曹操，还轮到着别人来忙活黄袍加身的事？
到头来，还是刘钰煽动情绪、借着普鲁士人退出战争、看起来荷兰大有便宜可赚的情况下，把他骗上来的。
既然是骗，那么刘钰就已经料想到今后的情况。
从一开始，他就是奔着“先上后下”的想法来的。
威廉四世，被刘钰策动政变扶上来，就是来承担荷兰民众的一切不满的，也是来粉碎荷兰人民最后一点爱国热情和大国情怀的。
一个有大国情怀的国家，是不肯安心当买办的。
只有一个彻底被打断了脊梁、忘却了曾经辉煌过的前“世界性”大国，才能安心当买办。
这和他处理日本问题的思路是不同的，出路日本，他不需要考虑这些，就能让幕府那边对日益增加的关税乐不可支。
但荷兰，不一样。祖上真阔过，民众真有大国情怀。
这就非得先打断脊梁不可。
可以说，威廉四世完美地完成了刘钰“赋予”的任务。
其实从一开始，结局就已经注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真正有视野的人，看到的荷兰的衰落，是金融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必然。
但现在，无论是威廉四世，还是他倚仗的本廷克伯爵，都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视野。
而且，即便有，上层改革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威廉四世不请那些被罢免的摄政们吃饭，还能怎么办？
就像是大顺在九宫山之后废弃均田免粮的口号而用保天下的口号一样，还能怎么办？
荷兰，成也商业、败也商业。
自己本国的小农经济，早就被摧毁了；行会更是完全反时代而动的东西；本国的手工业也已经被本国的金融业毁灭。
在环视了一圈后，就俩选择。
要么，和摄政团体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合作。
要么，放弃一切，组织百姓，来一场底层革命，全面接管荷兰的金融资本。然后再把法国、英国、丹麦、神罗诸国等遏制荷兰手工业发展的敌人全都打烂；摧毁他们的手工业基础，荷兰重现黄金时代的辉煌。
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第二条路，除非五饼二鱼的那位亲自下场，反正不是人间的人能走通的。
因为，这个时代和后世还不一样，金融资本是长腿的，他们可以跑，所以到头来还是要发展自己本国的手工业，可金融资本跑了后，本国的手工业怎么才能突破各国的围堵，以荷兰的人口和体量，这难度绝对是逆天的。
大顺若被逼到这一步，还能关门搞内部市场，促进工业发展，而荷兰是走不了这条路的。
威廉四世的选择，虽然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以康不怠的视角来看，也不得不说，这操作实在是辣眼睛：什么样的政治水平，能干出来和罢免的城市摄政们共进晚餐、席间表示自己是出于无奈的事儿来？
这就让康不怠执行刘钰的安排一事，变得简单无比。
他跟随刘钰日久，也多知道欧洲国家发生的事，既知道了这一次英西战争的起源，他就依样画葫芦，找了一个非常契合的导火索。
鲱鱼问题。
后世的人，说起荷兰的崛起，总会说起一个叫威廉姆的渔民，和他用一把小刀一个操作就把鲱鱼去掉内脏方便储存的故事。
腌鲱鱼好不好吃不说，但鲱鱼作为荷兰崛起的一种标志物的地位，是无可动摇的。
从这个问题入手搞操作，康不怠的选择可谓是非常的取巧。
他知道英西战争爆发的“詹金斯耳朵事件”，所以要依样画葫芦，那就花钱去找了一位曾经的渔船船主。
荷兰的捕鱼业衰落，当然不只是英国的问题。
实际上，丹麦人也抓荷兰人的渔船、瑞典人也抓。法国人甚至还出台了法令，在法国船运能力远远不足的情况下，还专门出台了针对荷兰渔业的法令：咸鱼，不能用荷兰船装货，抓着就没收。
但是，引导舆论，关键在于切入点，以及舆论引导者的选择。
你说丹麦人、法国人、普鲁士人、瑞典人，都在抓荷兰的渔船，和我专门找个被英国人欺负过的渔船船长来煽动舆论，有什么关系吗？
46年二月份，康不怠通过刘钰当年留在荷兰的情报网，找到了一位完美符合“完美受害者”身份的荷兰前渔船的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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