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不是在说“我来解释下为什么英国这么富庶”。
而是在狂喷“英国再这么搞迟早要完”。
甚至于，他在介绍北美的一些大商人成功的时候，故意隐瞒了这些成功大商人和政府合作、走私、私掠、海盗销赃、垄断权等事实，而是扭曲为这就是自由贸易的成功。
因为是黑的，所以才呼唤白的。
而不是后来，我是黑的、我牛叉，所以黑的才会牛。
破除了这个思想钢印之后，再看大顺和欧洲的情况，也就明白二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啥了。
意大利和法国的问题，是过去的封建制度、区域性地方势力，数百年的历史因素，使得他们明明具备了“国内统一市场”的条件——意大利的地中海运输、法国的劳役修公路，把粮食从巴黎运到阿尔萨斯，根本不存在一个地理和运输条件的难题。把粮食从巴黎运到阿尔萨斯，不是把江南米运到甘肃去救灾缓解粮价，这两者虽然都是“国内”，可距离上的差别可大了去了——所以，他们具备了物质基础，却还欠缺社会意识、也欠缺这种消除国内地方势力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施政手段、政治构建。
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
而大顺是反过来。
因为火轮船、铁路、海运的发展，使得大顺原本在地理上并不具备的一些条件，现在具备了。而大顺这边，自始至终对于国内市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限制，在政策上并不存在，过去没有只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条件导致的。然而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火轮船铁路的发展，使得大顺不得不面临许多之前并不存在的问题。
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重农学派的启蒙，以及他们的“思想”上的革命，使得法国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混乱。
而因为他们的物质条件，实际上已具备出现这种全国性的混乱的基础。
但在意识上，还需要启蒙。需要理解啥叫私有制、啥叫自然秩序、啥叫国内的自由贸易。
所以，在法国，是“辞藻胜于实质”。
法国为什么之前没有出现过现在这种类型的全国性的混乱和面粉战争？
因为之前，光是和面包、商会、城市面包行会、区域封建等相关的、稳定面包价格的法令，就有七八十条啊。
为什么会出现全国性的混乱？
重农学派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地方的各种区域性法令、行会、垄断，用粮食做自由贸易自然秩序的样板。
因为丰收地区的底层，也不想让本地的粮食往外运，这会导致粮食涨价。
所以，饥荒的地方，囤货居奇，老百姓反对；丰收的地方，囤货收购，拉高粮价，老百姓还是反对。故而才出现了法国之前压根没经验的全国性的粮食问题。
这既可以说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幼稚病——脑子抽了吧？粮食你也敢完全的自然秩序，而且还在那大放厥词嘀嘀咕咕说不要干涉？老寿星上吊嫌命长了吧？
也可以说这反应了法国农业才是最主要的产业的现实，别的玩意儿改不改的意义不大，量太小。
而在大顺。
因为铁路的修建、火轮船的应用，但并不需要重农学派的启蒙，因为重农学派的那些东西大顺这边被当做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濠州贩枣子去东京城，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没听说濠州有法令说不准运枣子去东京城啊。
而铁路的修建、火轮船的应用，使得大顺出现了一波可能波及全国的混乱。
因为以前只能从濠州贩枣子推着小车去东京城，而现在可以贩枣子坐火车去五国城了。
之前大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市场”的基础，法理上的国内市场、实质上的区域市场。
而火轮船和铁路的出现，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市场，成为可能。
也即是说，大顺不需要重农学派给人启蒙，因为大顺朝廷从来没禁止过，比方说江南的粮食不能往陕西卖。商人不从江南拉粮食去陕西卖的原因，不是朝廷的法令阻碍国内统一市场，而是因为千里不贩籴的商业规律。
故而，在大顺，是“实质胜于辞藻”。
当然，这里面最终的问题，还是物质基础。
法国没有农业革命、没有劳役修路、没有西欧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出现打破粮食区域性问题的基础。
而大顺若是没有火轮船、铁路等这些新的交通工具，以及对外扩张、沿海先发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出现先发地区工业品对内地冲击的问题——没有火轮船，就算松苏的纺织厂已经搞出了走锭精纺机和织布机，沿江上运的成本，也压根不可能对江汉纺织业造成极大冲击——一二鸦之后的子口税、火轮船、内河通行，才让冲击传导到了九省通衢之地。
这个问题，在几十年前的大顺存在吗？
显然，当然不存在。
因为几十年前，大顺还因为两淮盐往湖北运的问题，朝廷上下头疼无比。盐这种一年吃个几斤的东西都因为运输问题头疼成这样，怎么可能会面临交通发展带来的区域性经济被打破的问题？
人，不能对着一张白纸思考出许多问题。能对着白纸思考的，那是先知，不是人。
那么，此时的大顺，能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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