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了没，雒阳新城修好了。”
“比的上长安否？”
“暂时不能吧……”
经过灞桥就进入长安郊区，关东的客商团好奇的打量着长安城外的街景，冰雪覆盖的大片白色世界里偶尔看的道驰道边缘的建筑群，商旅们只允许在驰道边缘行走，因为驰道正路是给皇帝以及军队使用的，这样反而可以看的清迟到边缘的村庄街景。
“如果你几年没有来过长安，你会发现长安城变化很大。”卓王孙如是说道。
关东的商团不明就里，他们知道长安新城非常宏伟，也知道渭河边竖起的大堤令人印象深刻，还有什么变化会让人印象深刻，他们并不知晓。
带着心中的疑问，车队渐渐驶入关中的核心区域京师长安，很快他们就发现果然大不相同，在行走在长安城的街道上，你会遇到行色匆匆的路人，西市和城郊西部的作坊林立，每时每刻都可以看到拉货的四轮大马车从作坊里出来。
他们拉着货物直奔码头，那里有无数船舶停在岸边等待装箱，它们的目的地将是千里之外关东的某个小城，也可能经过江夏郡沙羡城的周转散布到天涯海角的南国港湾。
“你们知道吗？长安的铁器天下闻名，生铁加工制作工艺非常好，表面渗碳是长安工匠的拿手绝活，你可以拿着自家用坏的铁质农具到长安的冶铁工坊里兑换到崭新农具，而你所要付出的代价只是缴纳一部分钱而已，付出的代价略比修补农具要贵。”
卓王孙是冶铁世家，一辈子都和黑黝黝的铁矿石打交道，深刻认识到钢铁工业的对大汉帝国的影响力，铁器的普及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换句话来说是干活更省力了，几十年前大部分农民扛着纯木制作的耙子耕地，木头再硬也不可能比的上钢铁，一耙子下去刨不动土会非常痛苦，木头在耕地反复耕作了磨损严重，生产效率远远不如铁器来的实在。
商人们小声讨论，很多人对此反应比较冷淡。
冶铁的暴利时代基本过去，从长安城鳞次栉比的冶铁作坊可以看出来，同质化竞争严重影响冶铁收益率，铁器价格一降再降从原来一半的利润降低到只有一成利润，收益降幅达到惊人的百分之八十，关东商人可一点都不傻，反而个个猴精的很，没赚头的生意坚决不碰。
“这年头生意难做，做什么都不赚钱！”
商人们纷纷抱怨着生意不如前几年好做，他们还记得后元二年以前，每件铁器能卖出现在两倍的价格还不愁销路，各地商人拥挤到自家的作坊谈生意，那真是有多少卖多少，供不应求。
卓王孙对此有不同看法：“我反而认为这很好，至少证明我们汉家在不断发展，过去稀缺的铁器迅速普及，更多的人从中获得利益，农民耕作土地的面积从过去的人均四十亩暴涨到八十亩，用更少的人工耕作更多的土地，我们回有更多的人口去做工，去经商，去当兵，这不是好事吗？”
关东商人被驳的哑口无言，闷闷的坐在车里苦思冥想。
道理似乎很正确，但是从工匠的利益出发，似乎是工匠们的收入变的更少，商人的利润也在变少，得益的则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农民，商人会根本不在乎农民的利益，或者他们即使在乎也只是为了赚取农民的钱财。
心里这么想，嘴里可不敢这么说。
商人都是有市籍的贱民，农民可是地地道道的一等公民，种田光荣，耕战光荣，南北军骄傲，军功爵伟大的思想渗入骨髓，又岂是一群叨叨赚钱不赚钱的商人可以置噱的，只要全民皆兵的耕战制度不变，商人的话语权就几乎为零，这一点也恰恰是商人们孜孜以求的，很多关东商人不惜血本支持儒生也恰恰是为自己的利益摇旗呐喊。
商人在汉家社会没有地位，起因恰恰是士农工商的四民制度，这套制度又恰恰和儒家没有半文钱的关系，黄老学派的两套经典着重讲四民制度，这个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划分四个群体确保耕战制度，这两部经典其中一部就是《管子》，另一部是前淮南王刘安所著的《鸿烈》又名《淮南子》。
《管子》是黄老学派的核心思想之一，在黄老新学里更是地位最高的学术经典，《管子》曾说道：“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
另一部《鸿烈》则提道：“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
两大经典里提到“士”并不是科举考试选出来的那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而是军功爵选拔以及举孝廉、贤良方正选出来的士，国士的本意是一国勇力之士，春秋战国时代压根就没有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孔子本人也是仗剑高歌倡导君子六艺的勇士，你想成为士，必须有很强的治术，解决麻烦的能力。
商人不愿意被耕战制度所束缚，商业气息浓重妨害到淳朴的耕战文化的传承基础，因此商人从春秋战国以降都是地位低下的一群贱民，这种歧视有很深的原因在，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歧视，更不是看商人赚钱不顺眼就歧视，汉家子民并没有仇富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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