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方向上，复兴会看得更远，可与同盟会也有相同或相近的目标，那就是反清。既然道路不同，策略迵异，那就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如果有交集，那就进行磋商，寻求合作。反正在推翻满清之前，双方是不大可能成为敌人的。
“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陈文强回到上海，顾不上休息，立刻与宋教仁讨论了同盟会筹备的相关事情，“这将是合并，还是联合起来的革命团体？”
“应该是合并。”宋教仁比较肯定地回答，“同盟会已经确认其政纲为北辰提出的十六字纲领，并把华兴会的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为《民报》。”
“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陈文强读到这里连连摇头，皱着眉头说道：“这未免有些草率了吧？只要是反清反政府的，都视为会员，那杀人越货、飞贼大盗也是同志喽？”
“想来是为了壮大力量，扩大影响之故。”宋教仁本着自己的理解说道：“至少在传播声势的意义上，会党有其巨大的作用。”
“得不偿失。”陈文强对此不表赞同，“一帮旧式帮会喽罗，能成什么气候？在琼州我算见识了，组织涣散，难以约束。若是帮派联合，就更麻烦了。你也要当老大，我也要当老大，没多少实力，却自以为兵强马壮。”
“会党之封建思想确实需要加以改造，再用之。”宋教仁想起长沙起义夭折的教训，还未起事，会党中已开始疯狂，可见其组织纪律的松垮。
“我还是那个意见，联而不合，视即将成立的同盟会为可以合作的革命同盟，却不以本会同志看待。”陈文强重申了自己的意见。
“暂时这样处理也好。”宋教仁沉吟了一下，说道：“那就给杨笃生发电报，表明总会的态度。至于以后能否走到一起，看情势再说吧！对了，你和吴绶卿谈过了，有何看法？”
陈文强想了想，精炼地评价道：“谈吐了得，为事专断，不喜为人下。”
宋教仁眨着眼睛，疑惑地问道：“这是褒，还是贬？你就说他能否当大任吧？”
“呵呵。”陈文强笑了笑，说道：“在军事上，他自然是比咱俩都强。但他也不是算无遗策的诸葛亮，如果他能认识到这一点，组建起参谋部，并能纳谏如流，我还是赞同由他主管军事的。”
“这样啊——”宋教仁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道：“那我和他再谈一谈，希望他能改掉专断的毛病。”
“德国的参谋制度值得学习。”陈文强建议道：“发挥集体智慧，这是最好的办法。世上有多少只靠着自己的谋划便能成功的名将？有了参谋部，主官只要选择看起来最合理、最正确、最有把握获胜的战法，即便有错误，我看也坏不到哪儿去。”
“这么说的话，连你我都能指挥军队喽？”宋教仁笑着摇了摇头，对陈文强的说法表示怀疑。
“那有什么不行。”陈文强倒是很笃定，“古代那些文官领兵，不也有很多打胜的战例吗？只要中下级军官够素质，对主帅的要求自然不必那么高。所以，我才着急要建立武备学堂，培养军官。如果吴绶卿不能担此重任，我准备从德国高薪聘请。”
“为什么你如此倾向德国？”宋教仁不解地问道：“知道吗，美国总统已经允许西点军校招收中国人。”
“在现在这种形势下，往美国派人学习？”陈文强断然摇头，“相反，现在是从美国往回拉人的时候。有学识的，有钱的，有技术的，都是咱们需要的人才。上海，琼州，都可以安置。嗯，我已经安排人在报纸媒体上呼吁，并发出邀请，请旅美华人回国。”
一九零五年七月，《广东日报》刊出社论《论赴比赛会被辱与抵制美约之关系》，从清朝官员赴他国参加活动遭海关人员轻侮一事说起，联系当时全民抵制美国辱华条约的社会背景，希望唤起民众团结以自强。文中还有“外人之轻视华人，匪自今始矣，而犹以中国人民，蜷伏于专制政府之下，外人得用其恫吓手段，假清政府以制吾民”等语句，已将反抗异国欺压与反对封建专制政府连在一处，可见人心向背。
美国华工大部分来自广东，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他们在美国受到苛待，使他们的亲人和同乡感到强烈不满。因此，他们的亲人和同乡自然会认为自己在反美拒约中应充当更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初叶的广州社会反美情绪的爆发，既有来自上海地区活动的刺激，也有源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排外传统和抗争精神。
而早在五月份，上海工商界便召开大会，反对美国长期以来对旅美华侨、华工的歧视和虐待。参加大会的除上海总商会的董事外，还有商部右参杨士琦及中外记者。大会首先通过两个议案，一是因为《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期满，反对政府与美续订新约；二是限期美国政府删改排华法案，公平对待华工、华商，否则即抵制美货。
随后，大会由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领衔，通电外务部和商部，“吁恳峻拒画押”；另又分别致电汉口、天津、重庆、南京、广州、长沙等全国二十一处商埠商会，要求采取一致行动，并提出了具体的抵制办法。因为美国拒不改约，抑制办法如期实行，中国各地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抑制美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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