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准当然不知道复兴会刺杀的底线和原则，警告信中没加阐述，也没有说明要对其家人下手。但附着的名单和资料，却给他一种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复兴会已经将他和家人都列为了暗杀的目标，毫无顾忌，狠辣无情。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株连还是很平常的事情，李准对此不表怀疑，也根本不敢寄希望于革命党在仇恨之下会对他的家人网开一面。所以，本着自己的思维和判断，这封警告信可以说是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如果说他对自己的安危还能暂时不予考虑的话，那对他家人的切实威胁，就是他所不能忽视，且必须正视的严重问题。
“大人——”卫队长见李准脸色变幻，久久不语，不由得开口唤了一声，等李准抬头看他，便试探着说道：“乱党躬行荆聂之事，且悍不畏死，大人不可不虑。”
李准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可虑归可虑，然吾等为朝廷命官，剿匪平乱乃份内之事，又如何不与乱党结怨？倘纵容姑息，朝廷亦要降罪。这左右为难，如之奈何？”
卫队长想了想，委婉地建议道：“大人可还记得崖州之行，那陈大人既能花钱买平安，保住产业不受损失，您是否也——”
李准陷入了沉思，半晌无力地摆了摆手，说道：“此事万不可行，陈大人亦官亦商，商人倒是占了多半；本官却是责任所在，与乱党岂能勾连？嗯，你且退下，容本官细思，细思。”
其实，不是李准没这个想法，而是他还不想轻率地在卫队长面前承认。毕竟人心隔肚皮，这通匪的罪名非同小可，他要慎重，要想出一个既稳妥又保密的办法。
……………
同样是刺杀，却又有不同之处。
复兴会的行动有其深意，恐吓广东官员，打乱其剿乱计划，从侧面支援琼州革命军。同时，也在官员中造成心理阴影，为以后的工作提供方便条件。
而吴樾之谋刺出洋五大臣，虽然轰动，虽然勇烈，但当时的主流报刊舆对这次暗杀事件的评价却不高。相反，他们大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以祝其行，因而对吴樾的暗杀恐怖活动一般都持谴责态度。
不仅如此，舆论还深恐这次炸弹事件会影响到大臣出洋考察，进而影响到宪政的实施。于是，他们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艰难，奋勇前行。民间对于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们纷纷发来慰问电，如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就联合发了慰问电。
这就是体制内外的差别，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在当时那个大转型的时代，自然也事属平常。
朝廷希望维持君权至上之现状；民意（准确而言，是士意）大多数则已倾向于立宪，要求限制君权，造就责任政府；而迫使朝廷接受民意的“砍价”手段，则是革命与暗杀——古语所说“矫枉必须过正”，今人所谓“改革是倒逼出来的”，正是这个意思。
而革命党人热衷于刺杀体制内改革派官吏，其目的，正在于要摧毁一切有可能延长满清统治的补救措施；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让革命早日到来，让革命“早产”。说白了，他们认为不管清廷推出的新政是好是坏，不管清廷的改良是否有益于民、有益于国，甚至越好的政策就越要加以阻挠，加以反对，以免清廷争得人心，使革命更加艰难。
章太炎曾激烈地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可谓是一语道破了当时革命者的心态。于是，越是提倡新政、改良的清廷官吏，就越会成为他们暗杀的目标。
显然，如果从后世的思维来看，这些革命党人把革命定义得过于狭隘了，还停留在排满杀满的阶段。如果从长远看，清廷的改革派官吏所做的种种改革（兴学、练兵、巡警、实业），对国家、民族是有益的。
甚至于，象选派大批学生出洋留学，放宽言论拑制，成立各省咨议局，各省编练新军，都是在培养腐朽体制的推翻者、反对者，而清廷并不自知，那些革命党也没有意识到。
这就是大多革命党人的认识误区：革命盛，则改良衰，反之亦然；但实情是：革命每高涨一次，则改良亦高涨一次，反之亦然。因为革命党的每一次举事，都是体制内改革派推进改革的动力，是立宪派声势高涨的根据。
而复兴会的暗杀行动是由陈文强一手操控的，也就相对冷静、理智，目标指向也多是顽固、腐败、凶恶的满酋恶吏，以及对复兴会的行动有阻碍的家伙。其实，这对陈文强来说，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只要知道满清必亡，也就足够了。
因为，在改良、新政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必然有着新思想，在陈旧体制下必然会不适应，也就会心生不满，成为潜在的破坏者。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倒向革命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同时，陈文强早已经意识到潜伏在体制内搞革命是多么得心应手，多么方便自如。有宽松的话语权，这是朝廷给立宪派人士的，目的是为了从道义上否定革命党；优礼相待立宪派，也就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也是朝廷的一贯方针，从经济、政治，再到军事（商团、民团），立宪派正在合法地壮大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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