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食盐都是国家赚取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唐朝的时候，一斤食盐的价格，甚至达到每斤三百多文。前明的财政，有相当部分是来自盐税，就是现在的清廷也是一样。财政时期，江淮盐税，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七成以上。要是没有了盐税，后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耿精忠不仅极大的降低盐价，竟然还放弃了盐税！很多人都想不明白，耿精忠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耿精忠是有充分的理由的。高价的食盐，其实就是变相的海洛因，会让统治者上瘾的。统治者越是依赖食盐，就越是忽视了其他行业的发展。这种畸形的发展方式，最终会让统治者迅速的从高台上掉下来。
不错，食盐是应该让国家专营的，即便是后世也是一样。作为最基本的民生用品，国家必须牢牢的控制食盐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绝对不能高。对于食盐的经营权，耿精忠在后世的时候，是听一些大学教授说起过的。其中，有一个例子，耿精忠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大家不用打食盐的主意了。”耿精忠明确无误的说道。“我准备给大家说一个小小的案例。”沉默片刻以后，耿精忠目光横扫全场，娓娓的说道。
耿精忠要说的案例，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但是，现在清廷都快灭亡了，嘉庆肯定是不会再有了。不过，这并不妨碍耿精忠讲故事。将清朝的背景，替换一下，照样是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
清朝嘉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一八零六年）年初，发生了一件牵涉到两淮沿岸四省的“浮价病民案”。这一案件的起因是江苏无锡、金匮两县的汪丙太盐店将盐价每斤降低了二文钱引起的。后世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历史学家，还风趣的将其称之为“二文钱引发的血案”。正是因为有这个怪怪的名字，这个案例，才会引起耿精忠的注意。须知道，那时候，“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非常有名的。
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案例吧。事发那一年，江苏省私盐泛滥，使得官盐滞销。专营无锡、金匮两县的徽州盐商汪丙太旗号盐店，库存的压力很大，就想到一个法子，准备将官盐由每斤三十文降为二十八文出售，缩短和私盐的价格差距。
汪丙太盐店原想暂时减价，居民见官盐和私盐价值相差不是很悬殊，就不必冒风险去购买私盐。私盐滞销，私盐贩子们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利润，就没有了盐枭。当盐枭都改行去做其他行当，私盐消失了，官盐自然就畅销了。到那个时候，官盐再恢复原价销售。由于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估计官府不会禁止，所以汪丙太只是请锡、金二县的知县出告示，并没有禀报盐运使。但没想到，他这边降价的告示高高贴出来，两淮盐运使张映玑就紧急贴出了告示，阻止这两县的减价行动。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老百姓只能是空欢喜一场。当然，降价两文钱，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欢喜。
可是，这么一松一紧，一个要降价，一个不给降价，毕竟是很不爽的事情，把老百姓当猴子耍呢！结果，这个事情，引起锡、金两县老百姓的不愿意，于是由一个捐纳了九品衔的张江梅作为原告，以“盐商汪丙太等浮价病民、盐运使张映玑庇商不准核减（盐价）”罪名将盐商和盐运使上告。
状纸递上去以后，中间判决的详细过程，就没有必要详述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一群官员的乌纱帽被摘，又或者是被降级。这区区的二文钱盐价，竟然使所有的两淮盐商都受到罚银的处罚，涉及本案发生地的两个县令、盐运使张映玑、盐政延丰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更令人称奇的是此案的原告张江梅，更是受到杖一百徒三年的处罚，此案的审判官那延成最终的下场也不太好。唯一的赢家是嘉庆皇帝，收到了罚缴银一百万两。
糊涂僧断葫芦案，本来就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案件中最冤屈的是盐商，他们明明是想降价销售，最后却因莫须有的“浮价病民”罪名，被嘉庆皇帝罚了个倾家荡产。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我这么做，明明是为了维护官盐的市场，怎么就遭受到这么凶残的惩罚呢？事实上，有些聪明的看官，看到这里，已经有所感悟。嘉庆皇帝看似公正的判罚，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杜绝盐商们降价销售的可能。徽商们想不通，只有一肚子的委屈了。
最终的结果，此案过后，盐的价格依然是不断上涨，百姓为了生活的必需品而遭受越来越重的盘剥。而经过此次打击的徽州盐商，再也不敢为盐价出头了，徽州盐商在盐业经营上彻底失去了定价权，而沦为了满清统治者搜刮天下财富的工具。这起案件明白地显现了徽州盐商富可敌国的表面下，隐藏的是依附强权、任人摆布的屈辱。徽商经营以盐业为重。盐这种商品，本身并不具备多大的价值，看看中国那漫长的海岸线就知道，有海的地方，就能开辟盐场晒盐。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