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們走上一條通到河邊的道路。路上一直到橋邊為止，有一長列被遺棄的卡車和運貨馬車。一個人影也沒有。河水高漲，橋的中部已炸斷；橋上的石拱掉在河裡，褐色的河水就在上邊流過。我們沿著河岸走，找個可以渡河的地點。我知道前頭有座鐵路橋，我們也許可以打那兒過河。河邊小徑又濕又泥濘。我們看不到任何軍隊，只有遺棄下來的卡車和輜重。河岸上除了濕的枝條和泥濘的土地外，什麼東西都沒有，什麼人也沒有。我們走到河岸邊，終於看到了那座鐵路橋。
“一座多麼美麗的橋啊，”艾莫說。那是一座普通的長鐵橋，橫跨在一道通常乾涸的河床上。
“我們趕快走過去吧，趁人家還沒把它炸斷，”我說。
“沒人來炸斷它啊，”皮安尼說。“他們都走光了。”
“橋上說不定埋有地雷，”博內羅說。“你先走，中尉。”
“你聽這無政府主義者講出這種話來，”艾莫說。“叫他自己先走過去。”
“還是我先走，”我說。“人家埋的地雷不會僅因為一個人而爆炸的。”
“你瞧，”皮安尼說。“這才叫有腦筋。你為什麼沒腦筋呢，無政府主義者？”
“我有腦筋的話就不會在這兒了，”博內羅說。
“這話很有道理，中尉，”艾莫說。
“有道理，”我說。我們現在貼近橋了。天上又堆滿了烏云，下著小雨。那橋看起來又長又堅固。我們爬上鐵路的路堤。
“你們一個個分開來走，”我說，開始走過橋去。我細心察看枕木和鐵軌，看有沒有什麼拉發線或者埋有炸藥的痕跡，但是看不見。從枕木的空隙間，我看見底下的河水又混濁又湍急。打前頭，越過濕淋淋的鄉野，我看得見在雨中的烏迪內。過了橋，我回頭觀看。河上遊還有一道橋。我正看著那橋時，有一部黃泥色的小汽車正在過橋。那座橋的兩邊很高，車一上橋就給遮住了。但是我還看得見司機的頭，司機旁邊坐著的那人的頭，還有車後座上的那兩個人的頭。他們全戴著德軍鋼盔。隨後車子下了橋，又給路上的樹木和遺棄的車輛遮住了。我向正在過橋的艾莫和其他人招招手，叫他們過來。我爬下去，蹲在鐵路路堤邊。艾莫跟著我下來。
“你看見那部車子嗎？”我問。
“沒有。我們只在看著你。”
“有一部德國軍官座車在那邊那道橋上開過。”
“軍官座車？”
“是的。”
“聖母馬利亞啊。”
其餘的人都過來了，大家都蹲在路堤後邊的爛泥裡，望著鐵軌那一邊的橋、那一排樹、明溝和那條路。
“照你看，我們是不是給切斷了，中尉？”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部德國軍官座車從那條路上開過。”
“你是不是有點不舒服，中尉？你腦子裡不會有什麼奇異的感覺吧？”
“別亂開玩笑，博內羅。”
“喝點酒吧？”皮安尼說。“我們要是真的給切斷了，索性喝口酒吧。”他解下水壺來，打開塞子。
“看！看！”艾莫說，指著路上。我們看得見石橋頂上有德國兵的鋼盔在晃動著。那些鋼盔向前傾著，滑溜溜地向前移，簡直像是被神奇的力量操縱著。他們下了橋，我們才看見他們。原來是自行車部隊。我看見最前面那兩個人的臉，又紅潤又健康。他們的鋼盔戴得很低，遮住了前額和臉龐的兩邊。他們的卡賓槍給扣在自行車車架上。手榴彈倒掛在每人的束身皮帶上，彈柄朝下。他們的帽盔和灰色制服都給雨水打濕了，仍舊從容地騎著車子，張望著前頭和兩邊。起先兩人一排——接著四人一排，又是兩人一排，接著差不多十二個人；接著又是十二個人——最後是單獨一人。他們不講話，反正就是講話我們也聽不見，因為河聲喧鬧。他們在路上消失了。
“聖母馬利亞啊，”艾莫說。
“是德國兵，”皮安尼說。“不是奧國佬。”
“為什麼這兒沒人攔住他們？”我說。“他們為什麼沒有把橋炸掉？這路堤上為什麼不布置機關槍？”
“你倒來對我們說說看，中尉，”博內羅說。
我很光火。
“該死，這整個局面都荒唐可笑。下邊那座小橋他們炸掉了。這兒大路上的橋卻保留了下來。人都躲到哪兒去了？難道他們完全不想攔阻敵人嗎？”
“你倒來對我們說說看，中尉，”博內羅說。我於是閉嘴不說了。這本不幹我的事；我的職務只是把三部救護車送到波達諾涅。這個任務我沒有完成。現在我只要人到達波達諾涅就算了。也許我連烏迪內都走不到。為什麼走不到，真見鬼！要緊的是保持鎮靜，別給人家的槍打中，別給人家俘虜去。
“你不是打開了一個水壺嗎？”我問皮安尼。他遞給我。我喝了一大口酒。“我們還是動身吧，”我說。“不過也不必匆忙。大家想吃點東西嗎？”
“這不是可以多呆的地方，”博內羅說。
“好。我們就走吧。”
“我們就靠這邊走吧？免得給人家看見。”
“我們還是到上面去走吧。可能也有敵人從這座橋趕來。我們可別讓他們居高臨下，先看到我們。”
我們沿著鐵路軌道走。我們兩邊伸展著濕漉漉的平原。平原的前頭就是烏迪內的那座小山。山上有座城堡，城堡下才是人家的屋頂，一家家挨過去。我們望得見鐘樓和鐘塔。田野上有許多桑樹。我看見前頭有個地方，路軌給拆掉了。枕木也給挖掉，丟在路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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